在一个飞速变化、极其复杂的世界，“国家利益”范畴的重新思考和认真讨论是十分必要的。

    在不同的时期，对于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什么是国家利益”的问题，会有不同的答案:军事家可能用它指一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经济学家可能用它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而稳定的成长，社会学家可能用它指一个国家的社会和谐及民族团结局面，历史学家可能用它指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成功实现，文化人类学家可能用它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关系或文明创新力；比较开放的论者可能主要关心的是它如何通过“相互依赖的进程”得以实现，[1]比较保守的思想家可能最关注的是它怎样使国家的某种需求(如安全或贸易需求)在特定的时期最大化。[2]如果需要，这个单子可以开列得很长。它说明:①国家利益是可以分类的，专家们甚至可以根据情况，区分出重要性的大小和实现的先后次序。比如，在战时与和平的不同时期，对于外部威胁的不同评估和什么是国家最高利益的看法，必然导致国家资源配置和对外政策方面的极大差异；即便在特定的同一时间点上，安全需求、经济需求、社会需求、文化需求和政治需求等等重大利益之间，或者，整个国家的发展需求、主权需求和责任需求等政府议事日程的要点之间，决策者内部甚至百姓之间同样会出现不同的意见、要求和评判。②对国家利益的不同看法和偏好是正常的，执行中的国家利益一定是某种“集合”。显然，前述每一种回答都含有“真理的颗粒”，同时又都有其局限性；代表一个国家的真实而长久的利益，只能是所有这些答案的“有机组合”，不能指望任何集团或个人能够提供某种一劳永逸的正确结论。③相应地，国家利益始终处于动态形成与调整过程之中。理论上说，单个利益集团的局限性会大一些，而国家的代表(在中国也即常说的“党和政府”)，应当能够体现出“有机组合”后的总体利益。然而，现实中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面对一个发展变化的世界，由于各种条件的不断改变，对什么是、以及如何最好地反映国家利益的问题，任何人和机构都有一个深化认识和适应的过程；政府当然也不例外。因此，与政府重大责任相应的学习过程是不可或缺的。

    一般地讲，国家利益是指民族国家追求的主要好处、权利或受益点，反映这个国家内全体国民及各种利益集团的需求与兴趣。国家利益的决定，有内在的和外部的两方面因素。所有这些因素中，既有给定的、不会改变的内容，也有不断变化的内涵，后者又分为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利益实际上是一种综合加权指数。考察国家利益时，不能偏废其中任何一方。所谓给定的、不会轻易改变的内涵，如一个国家的幅员大小、地理位置、资源总量和一定时期的人口需求等等，它们往往决定着国家发展的基本方向和一国外交的基本方略。比如，像安道尔这样的“国中之国”从不奢望争取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马来西亚、韩国、埃及或智利这类“次中等强国”总是在本地区扮演某种微妙的平衡角色，而印度、巴西、德国或日本等地区或全球大国总有一些涉及全球性问题的倡议或举措；像中小国家的外交政策经常被自己的先天性所决定所约束一样，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大国，会长久地忍受对别的国家的偏好或政策的依附。

    有关“先天性”或“给定条件”的讨论已有很多，[3]无须在此多费笔墨。值得注意和探讨的，倒是那些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它们更容易模糊人的视野，比较起来也更难界定一些。

    内生的变量，主要指广义上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国家政体形态。这里讲的“社会生产方式”，既包括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准和创新能力、经济成长率和民众生活的改善情况、对外开放度和贸易及投资的水平、人均产值和国民经济的总收入等器物层面的要素，也包含诸如各族群在社会发展中的受益方式和水平、各阶级相对地位的变动、财富的分配方式和社会对此的评价、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平衡程度等“软指标”，它们合在一起，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之总和”。内生变量对于制定政府议程和决定国家利益是至关重要的。举例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力达到一定程度，对外发展也有了相当需求，国家议事日程中对外贸易和国际交往会占有日益增大的比重；在技术飞速进步的条件下，某些大国的重大权利要求可能延伸至深海洋底、极地和外太空等以往无法想象的“高边疆”；具备了远距离军事投放能力的世界强国，不仅自然地主导起本地区的安全与发展事务，也会更加关注本国所在区域以外的热点冲突和情愿承担某些更大的国际责任。顺便说一句，在上面列举的这些事例中，“国家利益”的定义，都拓展到在大国较不发达的年代和不具备特定能力的弱小国家难以想象的范围。“国家政体形态”，不仅是指狭义的宪法条文和准则、执政党与其他参政党之间的关系、各级政府与各级人代会及其常委会之间的关系、立法和司法机构与执法部门的关系等内容，而且是指政治的开明程度与和谐程度、执政者的执政水平及接受批评监督的方式、社会政治的总体气氛等等方面。它们共同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追求及其政治形象，导致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受益或受损，规定着它的国家利益的伸缩程度及其在外交政策上体现出来的性质，比如是扩张型的或保守型的、和平主义的或军事侵略的、强调合作的或鼓吹造反的、建设性的或毁坏性的等等。

    特别应当强调的是，在人类不断发展和历史不断进步的时代，社会结构与国家偏好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积极的互动关系。[4]比如，在一个社会的发展日益多元多样的条件下，社会分层过程会自然加快，各种利益集团会不断分化组合，也会增加新的利益和要求。它们的相互作用组合而成的国家利益，肯定不同于比较单一、封闭和固定状态下由某个权威人物或党派规定的同一概念。尤其在一个法制观念起重要作用的公民社会里，公民个人对自身权利的追求和明确的法律意识，也会促使国家机构不得不依照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使当政者有关国家利益的重大决定受到民众(选民)的强有力制约。所以说，国家利益的决定，从一个国家内部观察，事实上表现为一种“平等四边形的合力”，即社会生产方式和国家政体形态含有的所有因素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结果。不仅如此，历史地看，国家利益的决定和定义，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一个不断充实完善、调整修正和自我更新的动态过程，其内在原因恰恰在于上述内生变量的存在。也正因如此，对国家利益的任何固定不动的定义都是有局限的，它们最多反映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看法及要求。

    外生的变量，主要指一个国家的外部环境所包含的各种相关成分，如国际和平与冲突的现况、大国关系和国际组织内的合作氛围、邻国和相近区域的经济基础及其景气程度、世界经济成长的总体状况、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及传送速度、特定时期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各种非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的活跃程度及作用方式等等，总之包括了国家在决定其主要利益时所要考虑的一切外部因素。[5]显而易见，外生变量的伸缩性和变动性极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甚至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事态下面，它们可能呈现完全不同的形态，对各民族国家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导致后者重新确立国家议程和定义国家利益。如果说，除开高度封闭的原始部落社会(它在当代世界的存在已极为罕见)，在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国际体系中的任何国家都不能不多少顾及外部环境对本国国家利益的影响，那么，在人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时代和信息技术飞速进步的条件下，这种连动关系就更有了以往所不具备的特征。全球市场、全球金融、全球通迅、全球航空、全球产品、全球网络、全球技术标准和全球消费偏好等等领域的贯通与一式化趋势，让我们这个星球各个角落的几乎每个国家都感受到一种难以抗拒的压力。信息的穿透力和迅即性，令人类居住的地球变得似乎更小，令民族国家在确定议事日程和行动方案时变得多少不由自主。

    《人类关注的全球政治》的作者格托夫(Mel Gurtov)指出，全球化的命题，可以让人在思考问题时，具备一种更广阔的视野:①它告诉人们，世界经济是某种单一的一体化单位，尽管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高度不平等的、有时是依赖性的关系，但依赖性往往是相互的而非单方面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谈论市场与非市场的对立，因为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深深卷入了全球的贸易、投资、借贷体系，任何国家的国家利益的实现都不可能离开这样一个大的背景。②从全球性威胁的角度考虑问题，恐怖主义、饥荒与难民、生态灾难、核扩散、一些动植物的灭种等等，这些全球性威胁是各个国家没有办法通过传统的外交来加以控制的，它需要采取全球性的集体行动，需要各国的配合。③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内”问题常常变成跨国问题。比如，切尔诺贝利灾难使苏联不得不进口粮食，减少苏联食品的出口，促使世界石油价格上涨，使核武器谈判停顿，造成华尔街股票在一日之内空前下跌。温室效应也证明，一些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联系的现象实际上是互有影响的。由于空前大规模地使用煤、石油、天然气等矿物燃料，使地球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急剧增加，再加上森林遭到过量砍伐，这些都可能使地球温度变暖，而气候变化又对食品生产、世界贸易、人类健康、人口流动、甚至对南北极冰盖产生严重影响，从而反过来影响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由于上述各种现象，导致跨国流动和跨国机构的日益增多，并增加了它们在世界政治上的重要性。国与国的外交在国际关系中仍然是举足轻重的，“但它现在得到了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的补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后者所取代，或者被后者推到次要位置。例如，促进人权和民间援助的活动；争取社会变革的大众运动(如反核运动、环保运动、妇女运动，这些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协调了行动)；跨国宗教、劳工、政治运动(如天主教的解放神学理论、工会以及欧洲和北美的绿党)；强有力的跨国公司、银行和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时还有个人，他们起一种跨国代理人的作用，实际上是世界公民的作用。”“不管是哪一种相互依存，有一个共同的后果:它们限制了民族国家在只考虑本国利益的情况下行事的能力。”[6]

    综合上述各种因素，我们可以说，在全球化的现时代，虽然国家利益在形式上仍由国家(政府)决定，其内涵早已不再纯粹是一个国家的决定；国家利益的定义和范围，大大超出传统的认知框架。譬如说，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可能使得岛国、沿海国和内陆国立即具备大相径庭的发展机遇；诺贝尔和平奖的确定和授予，可能使得国际维持和平行动或国际禁雷运动或某个国家的内战出现新的契机；生态保护组织的抗议行动，可能使得一些国家的核电站的建设及核能源的开发被迫搁置甚至放弃；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召开及停战呼吁，可能使得某些国家的冲突各方暂时收敛甚或重开谈判；世界能源和原材料市场的价格涨跌，以至整个世界经济的景气或不景气，可能使得各国不得不采取积极的或紧缩的财政方针；全球范围的恐怖活动和分裂运动，可能使得许多国家迟早要建立起与他国相配合的反恐怖、反分裂主义的行动方案；世界贸易组织和地区性投资及贸易自由化组织(如APEC)的规则，可能使得全球多数国家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降低本国关税或非关税性壁垒；区域性货币(如欧元)的出现，可能使得加入这一区域货币的各国政府放弃对本国货币及本国央行的某些传统约束手段。总而言之，在一个越来越显眼的国际社会里，国家利益的外部决定过程——相对于内部制约——有了更加迅速的增强，尽管它们也许不一定立即和从本质上改变民族国家事关本国重大利益的原有决策。[7]

    如同一些人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当今的国际体系仍然是一个笼罩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阴影的体系，所谓的国际社会仍然是一个以西方价值观和欧美制度文明为中心的社会，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恰好与所谓的“美国世纪”同步推进并深受其影响，占世界人口多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自身的真正发展和进步，不可能完全指望、更无法依附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8]这种富有洞察力的见解，与其说是令前面关于外生变量制约国家利益的观点打了折扣，不如说是使国家利益的外部决定过程变得更加曲折、复杂和多变，它没有改变前面论证的基本线索和逻辑结论。对于不同的区域、集团和国家而言，霸权主义的含义、国际社会的概念、全球化命题的影响等等，显然是极不一样的。对于发达国家和某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是有利的东西，未必对于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有利。但我们同样不能反过来推论，凡是对前者有利的东西都对后者不利。关键取决于各国在一个加速变化的世界如何趋利避害，取决于它们实现国家利益的具体考虑和步骤，取决于它们应对“外生变量”的灵活性和各种能力，以及最终取决于它们改善自身结构、使“内生变量”适合外部条件及适应人类进步总趋势的努力。归根到底，总体的国际系统、国家本身的形态和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应当以此联系为分析的基轴，用一种多维的视角看待国家利益确定和实现的途径。

二、中国国家利益再思索

    与文、史、哲等学科不大一样，国际关系研究绝少有纯粹为学术而学术的情形，国际政治理论经常要着眼于实践的需要。以上对国家利益概念的界定，亦是为了对中国的具体问题加以探讨。

    今天讨论中国的国家利益，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首先要看到，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回顾一下，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国家利益范畴是受到严厉贬抑的，甚至是不可以随便谈论的。不止中国如此，这种现象还广泛存在于所有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

    尽管事实上大家都意识到国家利益的存在，它也确实是国家最高决策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按照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工人阶级无祖国”，因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才是社会主义国家之最高利益之所在，,[9]各国应当无私地服务于这一最高利益，在考虑本身的国家利益时无论如何要首先服务和服从于最高利益。这正是共产国际与一些国家发生摩擦、并曾对一些共产党捍卫本国正当权益的做法大加鞭鞑的原因。它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整个苏联东欧集团盛行所谓的“有限主权论”。不难理解，在特殊的氛围下，为了避免受到“狭隘民族主义”的攻讦，中国人对国家利益概念采用了某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理论上否定、实践中肯定，或者，抽象地否定、具体地肯定。这种扭曲国家利益的态度与做法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算放弃。不论这种态度与做法历史地讲有何好处，它没有推动我们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问题作出深入探究和认真回答。[10]现在谈论国家利益，不再是一件需要遮遮掩掩的事情，相反，它成为中国政府尤其是经贸、军事和外交部门的一项迫切要求，成为中国的理论工作者的一个严肃任务，[11]甚至有时成为中国传媒的一种热门话题。[12]这是一种值得总结的进步，反映出中国向正常国家的回归和中国理论界向正常讨论的回归。然而，必须看到，中国学者对国家利益的研究仍远远不够，可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关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的理论可以说少而又少，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对策价值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除个别作品外，多数研究者没有仔细区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政府利益、大众利益等概念；尚未对国家利益的复杂构造进行梳理和剖析，更谈不上对不同的重大国家利益的实现顺序取得共识。反省一下，除开上一段提到的历史根源外，现实方面也不乏需检讨之处。在改革开放的过去20年里，中国人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摆脱“文化大革命”后期那种弥漫性的经济贫困与社会危机，求得基本温饱的实现；从普通人到决策层都没有可能更多关注中国之外发生的事情，把精力和资源用于与己无关的事务上。但国家利益本质上是一个只能在交往中实现的东西，是一个必须通过国家的外交和国际战略体现的范畴。

    今天，大概没有多少外部观察家会怀疑，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负有更大国际责任的国家，是一个将受到国际社会更大注目的国家。[13]过去的二十年，在合适的政策条件和气氛下，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得到充分的发挥，综合国力得到快速提高。我们不仅保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的伟大遗产，拥有政治上、军事上的某些特殊地位，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的特殊资格，在导弹技术和其他一些高技术武器、基因开发技术、外太空开发等领域取得重大的进展，更在经济、贸易方面有新的影响力，如当代世界少有的巨大新兴市场和制造业能力，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最好记录等等。这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显得格外重要。在苏联和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陷于“解体综合症”不能自拔的今天，中国人对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做法的坚持及取得的成就，有着深厚历史根基的中华文明发扬光大的前景，也令外界刮目相看。此外，中国人还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区域合作、对国际维持和平行动(PKO)、对极地和大洋洋底勘探、对全球气候变化公约等过去不大看重的问题或领域的兴趣。在外部世界相当一部分人看来，当今的国际事务如果不把中国纳入进来，就很难获得理想的解决方案(不管持有这类看法的人出于什么动机)。典型的事例如国际贸易规则的修改和周延、防止核扩散机制的确认和执行、减少地球废气排放数量、维护亚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等等。[14]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自己如何解释自己的国际位置，如何阐述现在和未来对现有世界秩序的看法，如何展示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的中长期目标，以及——回归本文的中心命题——如何定义中国的国家利益，都相当引人关注。

    自然，今天讨论的中国国家利益，与过去的时代相比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的一面容易看清楚，而区别的一面则比较模糊。中国始终是一个人口多而矿物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它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发展社会经济时始终保持人口的总量控制和注重开发能源节约型的关键技术；中国像其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国家一样，对全球安全状况尤其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负有重大责任；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对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扩展企图予以坚决斗争；中国是一个位于亚洲东方的国家，地理方面的诸多因素决定了它势必把亚太地区作为外交的基轴等。这些多半是历史经验、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给予充分证明的东西，也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不会轻易改变的“定量”。但是，现在与过去国家利益的重要性顺序(什么是最核心的利益、什么是相对次要的利益)是不大一样的，实现它们的方式和手段也不尽相同。比如，由于对战争与和平前景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也因为事实上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最高决策层从邓小平起便一直强调，国防建设要服从于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大局。这与毛泽东时代截然各异，因为那时中国人考虑的是“革命有理、造反无罪”，领导层也有“早打、大打、打核战”的思路。就国防建设而言，中国军人本身也有一个从过去关心传统的战争形式、因而注重陆军训练及装备，到现在关注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因而更加强调海空军之作用的调整，其间包含着对全球化时代“蓝色国土”新的认知。再如，过去中国人对西方占主导的战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基本上采取的是“铲除”和“推翻”的立场，因此，加入不加入联合国，承担不承担国际义务和享受国际权利，是否被承认为其他一些国际公约或机构的正式成员，都没有太大关系；即使加入和得到国际承认，不妥协的立场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今天情况不同，中国希望获得当今国际社会各种组织的充分代表权，加入尽可能多的国际机制与协议，获得一切应有的权利与机会。这中间的“潜台词”是，中国承认现有国际制度及条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不谋求废除这些制度及条约。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对现状完全满意，对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国际机制没有批评；相反，中国一直认为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是需要调整和变化的，但不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而是期待进行改造或“改良”，以渐进和协商的办法，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世界上所有国家一道努力，争取更加繁荣、稳定与和平的世界格局。[15]

    中国人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有两方面的原因，它们涉及到前面说过的“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

    从内部原因观察，过去20年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既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崛起的最重要的条件，也是中国未来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坚实的台阶。如章百家精辟道出的那样:“纵观20世纪，中国依靠自身不断的革命性变化改变着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中国的国际地位也随之提高。这种影响随时光流逝方显其韧性和力度。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1937年开始的全民族抗战、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和发端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本世纪各历史时期推动中国自身变化的一系列事件。加以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哪个事件给中国带来的变化越大，其对世界的影响也越大；哪个事件的社会内涵越丰富，其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深刻。中国对自身的改变，是中国改变世界的最佳途径。[16]在他提到的诸事件中，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对于建构世纪之交的中国国家利益，具有关键的作用:正是这一事件，启动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增长，满足了当今世界1/5人口的基本需求，推动中国全国范围的“四个现代化”迈向更高阶段。也正是由于这一过程，使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使“改革”和“开放”本身，成为社会进步和理论深化的一个准绳，乃至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志。更深一层次观察，改革开放过程带来了社会生产方式和国家政体形态的深刻调整，它们使中国人的国家利益观有了质的变化。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由传统的“革命型政党”和高度集中的政治动员方式，向新的更加民主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和依法治国方向的转变，使中国人看到自身进步与世界趋势的一致。这当然不是指各国间的意识形态、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完全一样，而是说它们的国家利益沿着相同或类似的逻辑产生、发展和变化。全球化使各国不再像从前那样分割成两个阵营或两个市场，而是把它们整合到同样的信息网络环境、同样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样的贸易和投资规则、同样的国际法及国际组织系统中。中国越来越脱离不开这个大环境。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中国已不再是旧式的“中央帝国”或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的“孤独的革命者形象”，而是“今日全球村”里维护整体和平与稳定、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的一个重要成员。从我国政府对创新体系的规划到IT产业的迅速扩展，从寻常百姓家居生活的改善和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从中国经济对外贸和外资依存度的上升，到人均GDP向新兴工业国家的趋近；从政治领导层处理民族间关系的新理念新做法(如改所谓的“输血机制”为新的“造血机制”)，到中国社会新的良性分化组合(如沿海与内地关系的变化和城市中各种待岗及就业方式的涌现)；从市场与政府互动中形成的复杂的再分配机制，到思想文化领域越来越丰富生动局面；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产生了对国家利益的新的生气勃勃的需求，这是改革开放以前那种单调、压抑的气氛下无法想象的。

    在新的时期，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之最重要的途径，是靠我们国家自己“去弊除疾”、“强体健身”。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主要的威胁不是外部某个想要灭亡中国的敌人(不论它是否存在、何时出现、以什么方式)，而是自身的隐患和缺失，是这些隐患和缺失可能诱发的政治失序、经济停滞、社会动乱、民族冲突、地方分裂主义等危机。列宁说得好:“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近一时期笔者反复强调，[17]国家安全、国家主权等核心范畴，用新的角度和发展眼光衡量，均不可离开自我反思的过程。安全和主权绝不止是(对外)防范性的概念，更要有(对内)自我改造和提高的内涵。在当代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所以安全受损害、主权被分割，如多国部队实行“禁飞区”下的伊拉克，北约在科索沃得手后的南斯拉夫，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推行“经改方案”时的印尼，除开外部“恶势力”的图谋和不利的国际因素外，关键在于这些国家内部出了大问题，积淀了深刻而巨大的冲突潜能，形成了外部力量介入的合适气候。你很难想象，如在民众缺衣少食、病人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伊拉克某些高官还在进口高级减肥器械或修造豪华宫殿；你很难想象，比如，在种族隔离制度早已遭到世人唾弃的90年代后期，在科索沃人口不占多数的所谓“主体民族”与人口居多却政治地位低下的“非主体的”少数民族之间，还存在某些种族歧视措施；你很难想象，比如，一方面是所谓“经济起飞”的奇迹，是国家总体GDP的令人眩目的增长；另一方面却是日趋扩大的收入差距和社会矛盾，是上层统治精英忙于收敛财富和贫穷阶层苦于不得温饱(苏哈托家族甚至得到了“百分之十家族”的绰号，因为所有经他的子女之手立项或谈妥的工程都要克扣这一比例的费用供家族使用)，是印尼国内关系的紧张和政客对此的利用。就最后一个判断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苏哈托的长期统治下，印尼华人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政治权利，甚至不允许使用华文及其印刷品；每当出现社会动乱，他们总成为被打劫对象或“出气筒”。对这样的国家，外部势力的干涉总能找到合适的干涉借口，因为被干涉国的既得利益上层，要么被愤懑的社会大众所敌视，要么被麻烦的民族关系所困扰，国家与社会始终处于对立的两极。“苍绳不叮无缝的鸡蛋”，这一俗语表达了简明却常被无视的真理。这些国家所以国家利益受到严重伤害，“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此类事例应有警示作用。当然，改革开放后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中国，与这些国家不可相提并论，但它们的深刻教训仍值得重视和可以借鉴。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国家建设、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改善、民族关系整合、政治民主化推进等艰巨任务，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推进；虽然性质各异、程度不同，我们国家在整体的迅速发展过程中，在大局顺利、大面光明的前提下，也有分裂势力存在，有腐败现象蔓延，有地区差距扩大，有社会不公现象。这些都是制约中国国家利益实现的严重障碍。毫不夸大地讲，对它们处理得当能加快我们前进的步伐，处理不当则造成麻烦甚至危机。最早的改革开放是在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如政治盲目左倾，经济缺乏活力，对外严重闭塞等等)中推进的，中国的未来亦取决于改革开放能否恰当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与矛盾。我们在思考国家利益时，必须联系具体层面的利益，如民族利益、社会利益、政党利益等等，把它们与总体利益实现的复杂关系加以梳理综合；没有对具体方面的认真研究与处理，空谈国家利益不仅于事无补，有时还起反效果。

    在分析了内生变量之后，这里要专门讨论一下外生变量的影响。中国人认识外生变量的作用并不容易。原因之一，是我们国家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广大，容易产生自给自足和自满自大情绪；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奴役、任人宰割的悲惨经历，又严重伤害了中国人传统的自豪自尊感，造成一种特殊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心结，它让人极为珍惜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内部事务不容干涉、国家安全与稳定高于一切等观念，对国家利益这一层面的诸要素比较明确。但与此同时，一般人不大注意外部环境中有利的因素。[18]其实，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只要内部不发生动乱和大的麻烦，它在国际上提升自己的机会(如在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要比弱小国家多很多。过去的20年充分证明，新的国际环境和条件，推动了中国人对国家利益观的重新塑造。比如，沿海地区与港台澳地区日益密切的联系，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得到新的评价；与欧美日发达地区不断增多的经贸和科技往来，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得到理论界的重新探讨；国际上对生态环境保护日益高涨的呼声，以及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国强烈的反核要求，促使中国人更加重视环保工作(它甚至成为北京市在与巴黎、大坂、多伦多等城市竞争申办奥运城市时的一个“瓶颈”)，促使中国政府下定决心签署核禁试条约；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回合的受挫，国际货币基金及世行年会布拉格会议的失败，以及最近在法国尼兹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面临的抗议声浪，既证明了国际民间反全球化运动的力量，也使中国人开始重视国际上的各种NGO。如前所述，国家利益观要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做相应调整。在过去的时代，毛泽东、周恩来决定中国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进行相应的核试验，符合了那时中国的最高利益；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政府决定停止核试验，加入国际防止核扩散机制，同样符合中国的最高利益。国际格局由冷战到缓和的变化，即使中国的崛起前景比过去更加清晰，也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到了新的磨合阶段。过去我们熟悉的一个口号是，资本主义已到了腐朽和垂死的阶段，西方国家正无可救药地“一天天烂下去”。如今实际工作部门(尤其是外经贸部门或国家金融机构)的人都明白，在贸易和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假使欧美经济发生大的危机，不仅对那些国家是一场灾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亦无好处。如今我国的领导人和外交家利用各种机会向外国人申明，中国真诚希望并将竭尽全力，使未来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能够体现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的多样性。[19]它证明，过去那种“你死我活”、非此即彼以及以突变论作为思想基础的认识论，逐渐被一种新的渐进论的哲学思考所代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国外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敌对势力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兴盛。但是，①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会把消灭中国作为国家的战略目标。②没有一个国家能阻止中国融入世界、世界接纳中国的历史进程。③中国能否趋利避害，主要不在外部因素如何如何，而在于中国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自身状况的改进。

    笔者强调，国家利益本质上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是一个在相互作用中才能理解的范畴。拿中国的外交与国际战略来说，我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性大国地位，可能更多地要通过类似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援助印尼、泰国、韩国等国的方式，通过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或在特定条件下实行贬值)的方式，通过建立大中华经济共同体或推动东北亚与东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通过倡导“上海五国对话机制”或“朝鲜问题四方谈判”的方式加以实现。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作为常任理事国的影响力，或者广义地讲中国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内容，可能越来越多地要通过参与维持和平行动的方式(包括在遥远的非洲或欧洲参与PKO的行动)，通过承担联合国会费更大份额的方式，通过竞选联合国有关机构负责人或提出安理会改革中国方案的方式，通过在各种机构和场合主动提出各种决议案或对特殊方案加以否决的方式加以实现。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可能越来越多地要通过在南极开发站的勘探活动，通过在公海洋底的探索过程，通过建造大批远洋船队、若干航空母舰和维护公海航行安全的重大行动，通过包括发射载人太空船和登陆月球在内的航天事业的不断拓展，通过争取国际火箭发射市场更大份额或掌管国际核能源部分交易的各种努力，通过这些以及其他在此来不及一一提及的新的尝试、新的设计、新的外交方略得到实现。这一切，都是20世纪前半叶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中国不能想象的，是“极左”年代政治上动乱不已、经济上处于崩溃边缘的中国无法顾及的，甚至是改革开放的头一阶段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国内事务、缺乏国际视野和兴趣的中国难以推进的。

    分析至此，中国主要国家利益的重要性等次及它们的实现顺序已显轮廓。这就是:①完成民族国家的建设尤其是“四个现代化”，包括社会经济的富强，广大民众的安居乐业，在此基础上推进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建设，根除腐败现象的根源，在减少地区经济差别和不断改进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保证各民族的和睦相处:推进这一层次的重大利益时，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民族关系的妥善处理最为关键，其中前者更可称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改革成败与否的“瓶颈”，是中国立足世界的“台基”。②在争取不造成任何大的震荡和外部冲突的条件下，保障中国领土领海的完整和不受侵犯，逐步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特别是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使中国在各个领域全面崛起的过程同时是一个彻底革除历史遗留的分裂分治格局的过程；实现这一层次的重大利益时，台湾问题的解决及其与此相关的大国战略关系安排特别值得设计，其中台湾问题尤其复杂、棘手和具有全局性影响。③不仅要发挥亚太地区重要大国的主导作用(首先是争取大中华区的展开，然后有与欧美抗衡的本区域一体化的实现，包括安抚或协调好周边原存麻烦的国家)，更要争取成为国际社会“指导委员会”(如联合国)和各种国际机制的重要成员，在“有理有利有节”和斗而不破的策略指导下，渐进地和有效地推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造，使之更加符合多数国家的利益和人类进步的方向；争取这一层次的重大利益时，深刻认识全球化命题和以美国为核心的现存国际体系的“霸道+王道”的复杂性质，属于难度极大但至关重要的内涵，它决定着中国国家战略的自我定位、对外阐释和辐射范围。上述三层次之间自然不是简单的顺从、依附或服务的关系，但它们的重要性及实现顺序理当有所区分；这是一个复杂的和动态的协调过程，其间可能充满矛盾与小的冲突，三大利益之间可能在总体次序不变的前提下偶尔调整重要性的顺位。

    确立首要利益之后，就不难划分相对次要的各种利益层次。比如，在“发展利益”的层次下面，可区分出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等利益；在“主权利益”层次里，可区分出增强国防实力、锻造若干“杀手锏”、遏止内部分裂势力与减小地区差别、维护领土完整和收回某些争议区域、解决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问题、在公海和极地开发以及外太空探索方面保障应有权益、争取国际组织的充分代表权等利益；在“责任利益”层次里，可区分出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减少南亚次大陆的冲突潜能、使中亚能源和天然气开发保持国际合作气氛、支持印度支那和东南亚地区各国为地区一体化推出的某些倡议、主导大中华圈以至东亚经济圈的有序推进、进而使亚洲人成为真正亚洲人的亚洲、推动国际体系稳定的多极化进程、逐步改造西方国家主宰的国际机制和国际法规则等利益。这些次一级的利益还可做进一步的分解，主要取决于具体的需要和条件。总之，这是一个逐步探讨、不断学习和更多参与的过程，是一个随着改革开放和体制完善而逐渐进步的过程，它折射着中国国家利益之“分析光谱”的历史性增强与扩展，体现着我们国家和民族自20世纪后期开始的伟大跃进。

    [注释]

    [1]见[美]基欧汉和奈合著:《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翻译出版。

    [2]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比较典型地反映出当代美国国际战略家中的保守主义倾向，这从他的“文明冲突论”(1994年)直至近期撰写的《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1997年)等著述中均可反映出来。

    [3]见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二章第六节《判断国家利益的基本依据》，第45～53页。

    [4]这方面的讨论，亦可参见下书:Fred Halliday，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State and Socie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74-93，UBC Press，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The Macmillan Press LTD.

    [5]有关国际社会环境中国家利益的定义及其实现方式，可参见下书的深入而独到的分析:Mar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6]格托夫:《人类关注的全球政治》，新华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2～14页。

    [7]可能正因如此，在战略思维较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近一时期也有“什么是国家利益”、“它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可能发生什么变化”的讨论。事例之一，是由美国三大智库(Harvard’s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the Nixon Center and Rand)于2000年7月共同完成的《美国国家利益报告》。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纳入了近一时期欧美国家流行的所谓“新干涉主义”的很多成分。比如，它认为:“澄清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新一代的美国领导人比从前更认真、更努力地思考国际事务。冷战时期我们面临的是比较清楚和简单的美国国家利益的定义。而今天我们须面对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应当关注哪些地区和麻烦，是波斯尼亚、卢旺达、俄罗斯、墨西哥、非洲、东亚还是波斯湾?什么样的问题最富有挑战意味?比如，是开放贸易和投资机会的市场，还是预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或是防止国际犯罪和恐怖活动的升级，拟或是对环保和人权领域投入更多的资源?凭什么美国人要照料这些事务?美国公民应当如何应对或付出?本报告区分了美国国家利益的不同层次，即‘核心利益’(vital interests)，‘重大利益’(extremely important interests)，‘重要利益’(important interests)和‘次要利益’(less important or secondary interests)。”(见“绪言”部分。此报告尚未公开出版，此处依据的是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前国务院官员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Blackwill大使发给笔者的电子文本。——译注)

    [8]庞朴:《全球化与化全球》，载《二十一世纪》2000年10月号，香港中文大学发行，第76～77页。

    [9]马克思曾经说过:“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要使他们的利益能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对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关心的只有工人阶级。只有工作阶级能够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克服了一切民族间和工业中的冲突，这些冲突在目前正是引起民族互相敌视的原因。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7～288页。

    [10]直至20世纪90年代，阎学通还在感叹:“与美国相反，在中国，关于国家利益的讨论却显得有些不够。尤其是关于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的研究还十分鲜见。”见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页。

    [11]戴超武:《国家利益概念的变化及其对国家安全和外交决策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2期，第11～16页。

    [12]例如，2000年8月间，人民日报副刊《环球时报》和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专门召开了“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利益”研讨会，研究者们(如章百家、朱成虎、薜谋洪、阎学通以及笔者等)就这一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论，发行量超过120万份的《环球时报》随后对此还专门发了一整版的介绍文字。再如，2000年10月的一天，笔者应邀参加了外交部的一次理论研讨会，在这个双月举办一次、充满争鸣气氛的部内会议上，笔者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便是“我们的国家利益”。

    [13]参阅:Ezra F.Volgel，ed.Living with China， An American Assembly Book，W.W.Norton & Company，Inc.， New York，1997.

    [14]可以参阅如下两书:Harold K.Jacobson and Michel Oksenberg，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MF，the World Bank and GATT，Toward a Global Economic Orde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3.Ann Kent，China，the United Nations，and Human Rights，The Limits of Compliance，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9.

    [15]邓小平这样概括:“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

    [16]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载《环球时报》2000年2月18日第3版。

    [17]可参见笔者的下述文章:《树立新型国家安全观》，载《望》1999年9月13日第37期；《科索沃危机再思索》，载《人民日报》2000年3月23日；《主权范畴再思考》，载《欧洲》2000年第6期。

    [18]对比之下，个别外国学者反而对此问题有更加仔细的讨论，比如，可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International Structures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in Samuel S.Kim  ed.China and the World: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Westview Pres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L.L.C.pp55-87.

    [19]江泽民提出:“我们希望，新世纪成为各国人民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世纪，各种文明共同进步的世纪。”“只要全世界人民以及所有关心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政治家们共同努力，携手前进，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一定能够成为各国人民共享和平、共同发展和共同进步的美好世界。”见2001年1月1日《人民日报》。